文章来源：本文发表于《人民论坛·学术前沿》2021年第13期。
摘要：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，能否完整准确理解和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，将直接影响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和整体法治的完善。从“历史—系统”的维度解析新发展理念，有助于增进对其完整准确的理解；从“价值—规范”的维度研讨新发展理念与“发展型法治”的内在逻辑关联，有助于推动新发展理念在法治实践中的全面落实。依据上述理解和关联，在经济法领域融入新发展理念，会形成“发展导向型”的经济法制度和发展理论，有助于充分发挥经济法作为“发展促进法”的功能，有效解决相关领域存在的发展失衡问题，推进高质量发展。
关键词：新发展理念；发展型法治；历史与系统；价值与规范；法治与发展
一、在法治框架中保障新发展理念的落实
当前，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发展阶段，在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复杂发展环境下，面对新时期的发展问题、发展矛盾和发展任务，需要全面强化新发展理念的引领，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，构建“双循环”的新发展格局，推动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。而在此过程中，能否完整准确理解和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如何在法治框架下保障新发展理念的落实，已成为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。
自我国2015年提出新发展理念以来，对于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，已有大量解读和诸多研究成果。只有系统把握上述发展理念的逻辑联系，准确理解其与“旧发展理念”的不同，切实将其作为“实践的引领”，才能真正实现其蕴含的多重重要价值。理念是行动的先导，发展理念对发展实践有重要引领作用，直接影响发展绩效，因此，应正视新发展理念对新发展阶段、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价值，既要从历史维度审视新旧发展理念的差别，又要从系统维度揭示各类发展理念之间，以及发展理念与发展阶段、发展格局、发展矛盾、发展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。只有在上述“历史—系统”的维度下展开解析，才可能形成对新发展理念更为完整准确的理解。完整准确理解新发展理念的根本目的，是通过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来指导和引领各领域的发展实践。例如，在法治领域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有助于将促进发展的理念融入法治建设的各个环节，从而构建“发展型法治”。而体现新发展理念的“发展型法治”，又会进一步促进新发展理念在各相关领域的落实，从而有助于全面实现相关发展目标。
有鉴于此，在我国开启新发展阶段，构建新发展格局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，有必要基于既往研究成果，从“历史—系统”的维度对新发展理念加以解析，以增进对其完整准确的理解，从而全面发挥其重要引领作用；在此基础上，考虑到发展实践既需要新发展理念的价值引领，又离不开各类法律制度的规范、促进和保障，因此，还应进一步从“价值—规范”的维度，探讨新发展理念与法治建设的关系，分析其对构建“发展型法治”的影响，揭示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乃至全面实现现代化目标的重要价值。基于上述考虑，笔者在结构安排上将先从“历史—系统”维度对新发展理念进行解析，以增进对新发展理念的全面理解和整体把握，揭示将其融入法治建设的必要性，然后再从“价值—规范”的维度，探讨新发展理念与法治建设的紧密关联，强调应将“在法治建设中贯彻新发展理念”作为重点，并由此构建“发展型法治”。在此基础上，笔者将以经济法为例，主张通过新发展理念的融入，构建“发展导向型”的经济法制度，并提炼相应的经济法学的发展理论，从而进一步揭示发展理念、发展理论与“发展型法治”之间的关联。
二、对新发展理念的“历史——系统”解析
对新发展理念的研究，涉及多个不同的维度，其中，“历史—系统”的维度尤其值得关注，由此展开解析，有助于增进对新发展理念的完整准确理解。
基于历史维度的解析。新发展理念是与“旧发展理念”相对应的。对于何为发展、发展什么、如何发展等，各国都曾存在不同认识。我国在革命与建设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等不同历史时期，从不重视经济建设到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，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速度到重视经济发展质量，体现了不同阶段发展理念的变化。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总是呈现阶段性，在不同阶段会存在不同的矛盾和问题，因而需要针对不同时期的发展矛盾和发展问题，确立指导发展实践的发展理念。
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开启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到新发展阶段，社会主要矛盾已不同既往，面对发展目标、发展环境、发展条件的调整和改变，更需要确立新的发展理念，以指导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，对此应从历史维度加以解析。
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，“发展是硬道理”日益成为社会共识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初，基于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导向，“经济发展”备受重视，且往往被简单地等同于“经济增长”，由此形成了突出的GDP导向，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被忽视。随着各类发展问题的凸显，人们日益认识到，不能将狭义的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，应树立更为全面的“发展观”。据此，我国从过去较为重视经济增长或者“唯GDP”的发展观，转而强调科学发展观，并进一步融入了新发展理念，更加重视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，强调系统、全面的发展，从而形成了日臻完善的发展观。
上述发展观的转变，体现了发展理念的变迁。事实上，发展理念是发展观的核心，不同的发展理念，体现了对影响发展的各类价值的强调或取舍，特别是效率与公平、自由与秩序、安全与发展等重要价值的权衡；同时，还会直接影响对发展的认识，包括何为发展（涉及对发展的界定）、为何发展（涉及发展问题与发展目标）、发展什么（涉及发展领域与发展对象）、如何发展（涉及发展手段或发展路径、发展动力）等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观。而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新发展理念，正是对上述方面的重要回应。
上述发展理念的变迁，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直接相关。从更长的历史看，自1860年以来，我国一直在探索独立自主、自立自强的发展道路，并在不同历史阶段多次提出现代化目标。在经历了从革命到建设、从计划到市场、从贫困到小康的“历史性跨越”后，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。而要完成新发展阶段的新任务，就需要有新发展理念的引领。
当前强调新发展理念的引领，还与复杂的国际环境直接相关。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产生的萧条效应，叠加2020年不断蔓延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，对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冲击，极大地影响了发展环境和发展路径。只有全面融入新发展理念，有效应对上述“双重危机”，才能突破发展困境，重构发展格局。因此，落实新发展理念，既是历史发展新阶段的要求，也是未来长期的重要任务，它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。
另外，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转型看，我国从传统的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，再到今天的信息经济或数字经济，从闭关锁国到全面开放，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速度到重视经济发展质量，既离不开创新发展、开放发展和绿色发展，也需要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，其中贯穿和体现着新发展理念的内在关联。对此，我们不仅应从历史维度解析，还要有系统维度的整体把握。
基于系统维度的整体把握。完整准确理解新发展理念，需要从系统维度对其予以整体把握。从发展理论或发展法学的角度看，“发展问题—发展手段—发展目标”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，它们构成的“发展分析”框架，有助于探讨与发展相关的各类问题，同样也适用于新发展理念的研究。
依据上述“发展分析”框架，需要关注与新发展理念相关的三方面问题：第一，应从问题定位的角度，明确我国存在的发展问题和发展矛盾；第二，应基于不同阶段的发展问题和发展矛盾，确立解决上述问题的发展手段，尤其要明确具体的发展动力、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式；第三，应通过相关发展手段的有效运用，实现相关的发展目标，如高质量发展目标、全面现代化目标、共同富裕或全民共享的目标等。上述紧密关联的三个方面，有助于从系统维度增进对新发展理念的全面理解和整体把握，也有助于研讨新发展理念与“发展型法治”的相关问题。
首先，从发展矛盾、发展问题的角度看，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为突出。针对多个领域、多个层次的发展不平衡问题，必须考虑落实协调发展理念，实施多种类型的协调，如区域协调、城乡协调、内外协调、制度协调，等等，从而解决区域发展、城乡发展、收入分配方面发展差距过大等发展失衡问题，以及因存在内外差别、制度差别而导致的不公平竞争等问题。在落实协调发展理念的过程中，尤其应基于相关发展矛盾，特别是发展失衡等发展问题，明确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，不断改进发展手段，增进发展动力，优化发展环境等。
其次，从发展动力、发展方式或发展手段的角度看，创新发展、协调发展、绿色发展和开放发展的理念缺一不可。例如，在创新发展方面，能否通过理念和理论的创新、制度和技术的创新，以及发展模式的创新，构建新经济、新模式、新业态，形成发展的新机制、新引擎，会直接影响发展动力，因此，在新发展理念中，创新发展被置于突出位置，它关乎发展方式或发展手段的优化。此外，针对区域或城乡等领域存在的发展不平衡、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，以及各领域开放发展程度较低等问题，尤其需要落实协调发展、绿色发展、开放发展的理念，以推动发展方式、发展路径的转变，并解决相关的发展失调或发展失衡问题。事实上，上述四大发展理念，都在从不同角度回答“如何发展”的问题，涉及发展动力、发展方式、发展路径、发展手段，直接影响前述发展矛盾和发展问题的解决，关乎发展目标的实现。
最后，从发展目标或发展目的的角度看，新发展理念蕴含着重要的发展思想，特别是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发展思想，它与共享发展的理念存在紧密关联。而基于共享理念，在发展过程中应充分保障各类主体的发展权，不断提升其发展能力，这样才能使各类主体共享改革开放成果，实现共同富裕，并推动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。
以上是基于“发展问题—发展手段—发展目标”的分析框架，对新发展理念之间内在联系的简要解析。据此，既要看到不同发展理念对各类发展问题的解决各有侧重，也要看到它们在上述“发展分析”框架下存在的紧密联系。例如，从新发展理念的各自侧重看，创新发展侧重于解决发展动力问题，协调发展侧重于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，绿色发展侧重于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问题，开放发展侧重于解决内外联动发展问题，共享发展侧重于解决公平分配和发展正义问题。其中，协调发展、绿色发展、开放发展都在解决不同领域、不同层次的发展失衡问题。解决上述失衡问题需要理论创新、制度创新、技术创新，将创新思维、创新理念融入其中；只有深化改革，扩大开放，才能不断解决发展失衡问题，才能进一步解决分配公平和发展正义问题，实现共享发展。可见，新发展理念内在虽各有侧重，但密切相关。在“发展分析”框架下，上述的发展失衡体现的是“发展问题”，而创新发展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发展手段，共享发展（均衡发展）则是受到普遍认可的发展目标。
此外，从系统维度看，我们不仅要关注上述新发展理念所构成的体系或系统，还要关注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阶段、新发展格局的紧密关联，从而在更大的系统中实现对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把握。例如，新发展阶段的核心发展目标，是在协调共生、共同富裕、和平发展的基础上，实现“后发大国”的全面现代化。要完成这一旷世系统工程，必须对新发展阶段、新发展理念、新发展格局进行系统的整体把握，并由此明晰我国的发展矛盾、发展问题、发展模式、发展动力和发展路径，不断优化发展政策和发展环境，持续构建“发展型法治”，从而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。
总之，要完整准确理解新发展理念，需要从多个维度分析新发展理念的内在逻辑联系。由于观察视角不同，对相关发展理念的认识可能会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，因而更应整体、系统地加以把握，而不能孤立、片面、僵化地理解。这既是对新发展理念“完整准确认识”的基本要求，也有助于在发展实践中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。此外，新发展理念对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，对于全面实现新发展阶段的目标，具有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，因此，需要在更高层面把握发展理念与发展阶段、发展格局的关联，并且，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，还需进一步思考如何加强对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法治保障问题。
三、落实新发展理念需要构建“发展型法治”
我国正在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，将新发展理念融入法治建设中，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点。据此，在立法、执法、司法、守法等法治建设的各个环节，都应充分体现新发展理念，由此形成有助于促进全面协调发展的“发展导向型法治”，对其亦可称为“发展型法治”或“新发展法治”。
新发展理念的落实，需要“发展型法治”的构建，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紧密关联。在构建“发展型法治”过程中，基于经济法对于“促进发展”的重要作用，尤其应在经济法领域落实新发展理念，从而形成“发展导向型”的经济法制度，充分实现其作为“发展促进法”的重要功能；在此基础上，还应提炼经济法学的发展理论，以进一步揭示发展理念与发展理论、“发展导向型”制度之间的关联。
新发展理念与“发展型法治”的紧密关联。在新发展阶段，需要不断优化各类主体的发展环境，改善其发展条件，对此不能仅靠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，还要有国家的外力推动，尤其需要良法善治的保障和支撑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应基于新发展理念与法治建设相互促进的紧密关联，将新发展理念融入法治建设的各个环节，持续构建“发展型法治”。为此，应着重关注如下两个方面。
一方面，应重视新发展理念对法治建设的重要引领作用。新发展理念所蕴含的重要价值，对法治建设具有重要引领作用。只有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，并将其融入相关法治理念、法治思想和法治理论，才能实现法治理论的创新和法律制度的优化。为此，在推动法治发展的过程中，应注意协调政策与法律的关系，以及法律与其他社会治理手段的关系，并在协调和解决各类问题过程中保持法律体系的开放发展，推动“良法”的持续生成；同时，还应推动法治自身的绿色发展，降低各类制度性的交易成本，加强各类法律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，增进相关法律的实效，促进法律价值的实现。上述方面体现了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等发展理念的落实。在此基础上，还应确立共享发展的目标，使法治能够均衡保护各类主体的利益，成为促进发展的重要支撑。
另一方面，还应关注法治建设对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促进和保障功能。通过在法治建设中体现“发展导向”，会更有助于在各领域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并由此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。例如，体现发展导向的“发展型法治”，既有助于促进各领域的创新发展，也有助于促进区域、产业等方面的协调发展；既有助于推动对外开放，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，又有助于保障各类主体的发展权，提升其发展能力，推动公平分配，解决共同富裕、共同发展的问题，从而实现共享发展的目标。因此，我国应全力构建“发展型法治”，从而为新发展理念的落实提供法治保障，并推动相关领域的全面发展。
总之，应重视新发展理念与“发展型法治”相互促进的紧密关联，既要看到落实新发展理念对构建“发展型法治”的重要推动作用，又要看到“发展型法治”对于落实新发展理念、促进相关领域发展的重要保障作用。只有在法治建设中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，才能不断推进整个法治体系的优化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，并在法治框架下保障和促进各个领域的发展。
新发展理念在具体制度中的落实：以经济法为例。构建“发展型法治”，需要将新发展理念融入各类具体法律制度中，以实现其重要引领作用。考虑到经济法是典型的“发展促进法”，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直接的促进和保障作用，因而有必要以经济法为例，探讨在经济法制度中全面融入或落实新发展理念的相关问题。基于前述新发展理念与“发展型法治”的紧密关联，在经济法领域落实新发展理念，有助于形成“发展导向型”的经济法制度；同时，融入新发展理念的经济法制度，也有助于促进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等发展理念在各个领域的落实。现略作如下说明。
第一，在创新发展方面，经济法应有助于支持各类创新，特别是技术创新。例如，在财税法领域，无论是政府采购、财政补贴方面的制度，还是包括税率优惠在内的广义税收优惠制度，都应包含激励创新的制度安排。同样，金融法制度也要为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提供法律保障。此外，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，则应通过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，遏制侵犯商业秘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等，保障和促进技术创新。可见，从鼓励和促进创新的角度，应不断优化各类经济法制度，发挥经济法的“发展促进法”功能。
第二，在协调发展方面，在经济法领域普遍存在着重要的协调思想，协调的理念和手段也贯穿于经济法的诸多制度之中。针对区域或城乡的发展差距、不同群体或个体的收入分配差距，以及不同级次政府的财政失衡等各类发展失衡问题，尤其需要通过财政法、金融法、计划法等经济法制度，展开有效的调整和协调。对此，经济法的调整应基于区域发展差距的扩大，推动区域的协调发展；基于财政支出责任与事权、财力的不匹配，解决转移支付制度、地方税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；同时，还应运用多种经济法手段，解决分配差距过大、分配不公等问题。而在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中，会涉及各类经济法制度之间的协调，以及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协调、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协调等，这些都要充分体现协调发展的理念。
第三，在绿色发展方面，随着工业化、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发展，尤其需要处理好人与自然，以及与生态环境相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只有不断减少负外部性带来的“公害”，切实将私人成本内部化，才能构建良好的发展环境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权。为了解决上述领域的市场失灵问题，经济法的各项制度都应有助于促进永续发展。例如，在促进绿色环保产业发展方面，运用财税法领域的环境保护税、消费税、所得税等制度，会有助于绿色发展理念的落实；运用金融法领域的“绿色金融”制度，通过有效实施贷款、证券发行、保险、排放权交易等金融手段，将社会资金引入环保、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，以及落实“赤道原则”等，都会有助于推动绿色发展或永续发展。
第四，在开放发展方面，经济法的各类制度都应发挥重要作用。例如，在改革开放之初，我国在经济立法中率先制定了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》（1980年）和《外国企业所得税法》（1981年），对于推动对外开放起到了重要作用，但同时也形成了我国税法领域内外有别的“二元税制”。直至我国加入WTO后，普遍存在于商品税、所得税和财产税各领域的“二元税制”问题才得到有效解决，由此形成的较为统一的税制更有助于促进公平竞争和对外开放。又如，在金融法领域，我国通过各类金融立法，不断打破金融禁区，从局部开放走向高层次的全面开放，充分体现了开放发展的理念。此外，在产业法领域，我国在不同时期通过制定多种“产业指导目录”，如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》或《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》等，明确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方向和具体领域，有力推动了对外开放，这是落实开放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。另外，在对内开放方面，如何构建国内的统一市场，如何打破区域、行业、所有制等各种壁垒，促进国内开放，保障国企与民企等各类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，体现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，是优化营商环境、落实开放发展理念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。
第五，在共享发展方面，经济法关注对各类主体利益的均衡保护，重视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，由此使共享发展必然成为经济法调整所追求的重要目标。为了实现上述目标，应运用财政法规范财政收支行为和税收征纳行为，保障共同富裕、共享改革成果等共享目标的实现；同时，还应运用金融法、计划法等经济法制度，在法治框架下打破发展壁垒，实施发展规划，从而凝聚发展共识，激活发展动力，共享发展成果。
以上主要是结合财税法、金融法、计划法等宏观调控法制度，探讨了新发展理念在经济法制度中的落实或具体体现。此外，在市场规制法制度中，同样需要落实新发展理念。例如，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直接相关，市场规制法应当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，解决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。尤其需要通过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效实施，切实规范各类平台的市场行为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，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，从而形成良好的发展环境，实现各类主体的共治和共享；同时，也需要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效实施，切实保障消费安全，特别是商品、服务的安全以及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安全，从而不断优化消费环境，促进消费升级，充分保障消费者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，推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。
可见，随着新发展理念不断融入经济法制度，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立法促进发展的功能会不断凸显。上述经济法制度的有效实施，既有助于促进公平竞争，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，也有助于促进良好营商环境的形成，优化市场主体的发展环境，这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，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尤为重要。
其实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，是实现整体现代化目标的重要基础。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，特别需要体现新发展理念，加强经济法的调整。例如，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子体系中，现代市场体系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。要建设统一、开放、竞争、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，尤其需要落实创新、协调、开放等发展理念，切实打破各种壁垒，保障各类主体的公平竞争，促进各类区域、主体的协调发展。为此，对各类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、经济利益的制度，都应当实施公平竞争审查，并由此推动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制度优化。
此外，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，现代经济体制亦居于重要地位，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、各类宏观调控主体和市场规制主体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，等等。只有融入协调发展和创新发展的理念，才能协调好各类主体之间的关系，并通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、现代税收制度、现代金融制度和现代产业制度等，不断推进制度创新，从而构建“发展型法治”的基本框架，促进发展矛盾和发展问题的有效解决。
经济法学发展理论的提炼。将新发展理念融入经济法制度，同样需要相应的理论指导，其中也涉及对“发展与法治”关系的思考。从既往研究看，对于“法律与发展”问题，国内外学者曾有一定研究，但对于新发展理念与“发展型法治”的关系，还缺少系统的理论探讨。为此，从“发展与法治”的关系的角度，应关注如下两个方面：一方面，通过落实新发展理念来构建“发展型法治”，会有助于立法的完善，形成能够促进发展的、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“良法”，从而能够为执法和司法、守法等各环节提供价值引领，进而推进相应的“善治”；另一方面，通过“发展型法治”的构建，既有助于促进新发展理念在各相关领域的贯彻，从而实现经济和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目标，也有助于促进国家有效履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职能，从而增进人们对“发展型国家”的理解。对于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，需要从法学特别是经济法学的视角展开研究，并相应提炼经济法学的“发展理论”。
经济法作为重要的“发展促进法”，其中包含大量“促进型规范”。在“价值—规范”的二元结构下，通过将新发展理念及其体现的发展价值、发展思想融入或贯穿经济法制度，从而形成“发展导向型”的经济法制度，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经济法的实施，会有助于增进执法和司法的包容性，这是“发展型法治”的重要内核。上述融入新发展理念的“发展型法治”，既是一般发展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，也是提炼经济法学的发展理论的重要基础。
经济法学的发展理论，要基于国家的发展目标、发展模式、发展道路，关注相关主体的发展权、发展能力、发展义务和发展责任，为各类主体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。只有在经济法的本体论、价值论、规范论、运行论等方面充分体现先进的发展理念，并构建经济法学的发展理论，才能在该理论的指导下，提升经济法制度的合理性、合法性和包容性，从而构建“发展导向型”的经济法制度，实现其保障和促进发展的重要功能。
从经济法学的发展理论看，各界高度关注的“内卷”问题，尤其需要通过体现发展政策的多种经济法手段加以解决，并通过融入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和共享等发展理念的制度安排，实现从“内卷”到“外展”的转变。例如，通过促进创新，有助于解决低水平重复建设或不正当竞争问题；通过有效协调，有助于解决相关领域的冲突或内耗问题；通过推动开放，有助于解决内外联通和资源互补问题，等等。此外，“内卷”也与绿色发展（或永续发展）、共享发展的理念相悖，应通过经济法的制度安排，解决发展环境欠佳和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，这是经济法学发展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。
经济法学的发展理论，作为整体发展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应当与传统的发展理论相衔接，并基于既往的优秀研究成果，结合现实的经济法制度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，不断实现理论的自我完善。只有不断拓展新兴的发展理论，才能更好地将发展理念、发展价值、发展制度、发展法治结合起来，这对于经济法制度的完善，推动发展理论和发展法学的发展，都具有重要价值。
总之，新发展理念在法治建设中的落实，有助于形成“发展型法治”；而“发展型法治”的构建，又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新发展理念在经济、社会、政治、文化等各领域的落实，尤其有助于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。此外，将新发展理念融入经济法制度，有助于推动整体的“发展型法治”的构建；同时，提炼经济法学的发展理论，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“新发展理念—发展理论—发展导向型制度”之间的内在关联。
四、结论
在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发展阶段，对新发展理念的完整准确理解和全面落实，事关新发展格局构建和高质量发展，影响和关乎法治的完善，直接关系到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，因此，非常有必要增进对新发展理念的全面理解，并将其融入法治实践，从而构建“发展型法治”。
在前面的讨论中，笔者基于“历史—系统”的维度，对新发展理念加以解析，以使相关理解更为完整准确，并揭示将其融入法治建设的必要性；同时，基于“价值—规范”的维度，还探讨了新发展理念与法治建设的紧密关联，以说明新发展理念与“发展型法治”的内在逻辑联系。在此基础上，笔者以经济法为例，强调应将新发展理念融入其中，构建“发展导向型”的经济法制度，并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提炼经济法学的发展理论，以进一步揭示“新发展理念—发展理论—发展导向型制度”之间的内在联系。
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构建“发展型法治”，有助于促进和保障新发展理念的持续落实，从而进一步结合发展目的、发展机制、发展动力、发展环境等因素，不断解决各类发展失衡问题，推进高质量发展，实现国家的整体现代化。只有将发展与法治结合起来，有效处理两者的关系，才能通过构建“发展型法治”，促进“发展的法治化”，这对于深化“法治与发展”研究，推动发展法学的构建，都具有重要意义。
对于新发展理念与“发展型法治”的研究，涉及多种不同的维度，其中，“历史—系统”维度、“价值—规范”维度，以及“发展问题—发展手段—发展目标”维度等，都可以成为重要的分析框架。基于上述分析框架，有助于研究发展理念、发展价值、发展制度等有关发展的各类具体问题，并在此基础上提炼符合中国实际的“发展理论”。而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理论，更有助于指导发展实践，特别是“发展导向型”的法律制度实践，推动经济法等各类具体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，并使相关制度能更有助于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，实现国家全面现代化的目标。
